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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起来像未必是抄袭,听起来不像未必不是——网络时代的“洗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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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1-14 13:23:2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三四线城市的年轻用户正在成为网络音乐产品的主要消费者,相比作品原创性、音效质感,他们更在意是否能获得情感共鸣。这些颇受欢迎的网络音乐产品中存在套路化、洗歌等情况。图为甘肃天水,火车上的几个年轻人。 (视觉中国/图)
(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7日《南方周末》)
“流行音乐讲究潮流,大部分流行歌曲很相似,你能保持5%的原创度就很棒了。”
2019年10月,网络音乐制作人宋孟君再次陷入争议之中。他制作的《一厘米的距离》《王者荣耀》等多首音乐作品曾被指与原作高度相似,新歌《野猪disco》又被质疑有蹭热度之嫌,网友因此称他为“中国洗歌第一人”。
“洗歌”一词,尚无明确定义,它与“洗稿”相似,是音乐产业中的山寨现象。
毕业于某音乐学院作曲系的90后音乐人乐一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:“洗歌就是用现有的歌套词套旋律套编曲,但是在关键的地方做少许修改。一首现有的歌,换上新的词,关键的乐句不变,在不关键的乐句上做一些修改,编曲和声几乎照搬。说白了,洗歌就是直接照抄灵魂,然后安装另外一个塑壳。”
知名乐评人邓柯曾在社交平台严厉批评宋孟君的歌曲为“音乐泔水”。“他中前期几首出了名儿的歌,都是洗的。”邓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邓柯分析洗歌的过程:一首歌的听感由旋律形态与和声走向共同决定,而旋律形态有骨干音和经过音。“骨干音是框架,经过音是轮廓。确定了旋律框架之后小幅改动经过音,不会对旋律的整体听感造成大的改变。洗歌通常就是只改经过音,不改骨干音。这很像洗稿,剽窃了别人的文章主旨、结构和案例,只是把每个句子的具体表达方式换了一下。”
“正经音乐人的圈子里,没有人把宋孟君当成一个做音乐的。”音乐人邹小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你就当他是华强北吧,我认为他做的不是音乐,而是类似罐头的东西,但是很多人愿意吃罐头。”
外界评论一度让宋孟君颇为郁闷。有人对他说:你看恒源祥一开始做“羊羊羊”广告的时候不也是被骂吗,后来不也成功了?宋孟君安慰自己:“他们自立画圈,我不在圈内很正常,我着眼的是整个中国音乐市场。”
“现在很多AI技术也能创作写歌,但如果一首歌生硬地洗是不会好听的,更难得到大家的情感共鸣。我们生产的歌曲能从曲库50亿首歌曲里杀进前十,最终还得做得好听,这个没法做假。”宋孟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2016年,宋孟君的《一厘米的距离》被指洗了周杰伦的《夜曲》,那是他第一次身陷舆论风波。2017年,宋孟君被诊断出脑瘤,治疗期间发表了一首名为《脑子有病》的原创歌曲。“其实洗一首歌要比重新创作一首歌的成本要高,我自己创作一首歌很快。”
曾获得过数次主流音乐奖项的知名音乐制作人陈宇认为,洗歌的性价比非常低。“这些人和我们所处的位置、拿到的资源完全不一样,他们挣得就是个小钱,并没有站在产业链的高端,那就是蛋糕尾巴的一小块,在整个流行音乐中占比很低的。”

“劣币驱逐劣币,这就是劣币,根本不用脑”

参加国内某档音乐选秀节目时,陈宇快速听出了第一轮筛选时“漏网”的洗歌歌手,并将他们一一“打掉”。
陈宇觉得自己这个级别的音乐人如果参与洗歌,等于自毁前程。他的圈子里也没有洗歌的人。“他们最火的歌手唱了那么多歌,也才月入十万元,这是个很大的数吗?”陈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我们一首歌的收益不知道是他们多少倍。我们之前做的一首歌,可能产生的市场价值是好几个亿。”
但在流行音乐金字塔的中底部,相当数量的音乐从业者正在接触这样的业务,以此调节收入,甚至将之变成音乐创作的一部分。
90后理科生李斯洛已经在音乐行业打拼五六年,现在从事音乐制作工作。据他介绍,国内量产音乐产品的公司(注:与唱片公司不同,这类公司旗下没有艺人、不做宣发,只接作曲订单)中,以小公司为主,大公司只有几家,他的朋友经常在这些公司之间调换工作,基本上每家公司或多或少都会接到这样的业务。
乐一舟也接触过有这样需求的客户,最终还是拒绝了。“现在做这一行的太多了,我敢说60%都不干净,你搞正常的原创已经没有人买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对的,去做就要背叛你曾经最喜欢的音乐。”
乐一舟介绍,洗歌甚至没有任何价格标准,只要买方肯给钱,可以随意要价:从五六千到三四千,甚至500块钱都有人趋之若鹜。“拿台电脑,一个没什么乐理基础的人也能做”。
李斯洛对洗歌的态度介于道德与非道德之间,将其视为调节收入的工作。在李斯洛看来,歌曲洗得好坏、洗歌人的用心程度由甲方的要求和价格决定,这意味着“最后做到七八分像还是三四分像”。
“音乐是属于天才的。一个天才型的作品是99%的前人和1%的灵感。从严肃作曲的角度看,人类音乐史就是音乐家们踩着前面音乐家的99%做出新的1%,对做流行音乐的我们来说,基本少了谁都不会影响人类音乐进化,所以我们连1%
都没有。”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假如你是以音乐制作为生的人,没有什么天赋,但肯吃苦,洗歌确实是一条出路。劣币驱逐劣币,这就是劣币,根本不用脑。”
李斯洛的客户很少有主流唱片公司,往往是一些娱乐公司。他们并非出于对某首歌的喜爱与认可买歌,相反有时甚至要求“真他妈的土,洗就行了”。他们并非不在乎某首歌是否受欢迎,而是觉得听众就喜欢这样的,“甲方是最容易满意的,也不会要求太高,这种歌最大的用处还是凑数,一个没资源的三线艺人开演唱会总得有东西唱,简历总得有东西写”。
有两类歌曲最受客户的欢迎。第一种是古风歌曲,可以用相同的套路大批量做出来。李斯洛的公司曾接到过一个单子,一年之内需要给歌手做出20首古风歌曲,“别的什么要求也没有”。第二种则是从QQ音乐“三巨头”(许嵩、徐良、汪苏泷)开始流行的网络R&B音乐,这种曲风在网友中很受欢迎。
对于李斯洛来说,洗歌的过程枯燥、无聊。他通常会将歌曲中需要的乐器、和弦、段落、结构看一遍,再稍加编排,复制出带有原作痕迹又略显不同的思路,“网络歌曲会洗得更加随意一些。网络歌手的圈子真正讨论歌曲的很少,我感觉七八成的网络歌曲是洗出来的。”李斯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在李斯洛看来,基本音乐常识加上几年实战经验,就能胜任这份工作。李斯洛两三天能洗出一首歌,一首歌的收费在九千到两万元不等,火力全开的情况下,他一个月可以洗出8-10首歌,而如果做原创
的话,大概要耗费三到五倍的时间,“可能一个音就要找乐器、花很长的时间,还要熟悉怎么演奏,创作目标是需要在过程中摸索的,没有洗歌那么明确和具象化”。

“这个东西永远变不成IP”

涂滕的大学专业是酿酒,这是他做音乐的第四年。现在,他经常在音乐平台上传原创歌曲。这些音乐平台都有原创筛选机制,能筛选掉一部分更低级的“创作者”——直接拿别人伴奏来唱歌的人,但无法筛选掉那些专业的洗歌者。
李斯洛通常会向客户保证那些洗出来的歌曲并无任何法律上的风险,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感觉,他对洗歌分寸的拿捏非常准确。
“没有人想惹上法律,所以不能用0和1来判断是不是洗。老老实实洗的,那就是傻……完全洗到《离人愁》那种是智力不够的体现。宋孟君《一厘米的距离》基本就是照着《夜曲》改成合法的就完事儿了,但还是低配的,我出手的话一般相似度没那么高,能达到《月亮之上》洗《allrise》这样的程度,甚至更好。”李斯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等洗出的歌曲上架后,李斯洛会在帖子下评论:这首歌就是模仿的xxx。后来,被模仿的公司找过来,他还拿了一笔“封口费”去删帖子——被模仿的歌曲也是洗出来的。
李斯洛有时也会偷看一些洗歌的制作人,如果看到知名制作人的名字,仿佛发现了他们的小秘密——“他们的价格10万到顶了,这些歌他们都不会自己在微博里转的”。
李斯洛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洗出的歌曲制作名单中。他自己有一个“商业音乐家”的说法,指的是那些经常出现在各个团队的音乐制作名单里,但不拿奖或是拿“野鸡奖”的人。
李斯洛认识很多网络歌手,甚至不乏一些有名的艺人,他们中很多人还会选择“代创作”。有时,一些专业歌手也会主动找上门。这些歌手急于获取流量和关注,洗歌之后仍不见效果。“洗之前,我们就猜到这东西就火不了,但你来找我洗,那洗呗,反正就是个赚钱的东西。现在一首歌火不火不完全由音乐素质决定。”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邹小樱认为,流行音乐产业延续的根本在于版权,无论是披头士还是迈克尔·杰克逊,他们的经典歌曲未来也能继续创造价值,但洗歌的人从未考虑过他们的歌能火过2020年,“这个东西永远变不成IP”。
李斯洛有点怀念彩铃时代的“纯粹”,那时还看重版权,投资方不希望侵权发生,但现在生意人越来越多,在乎音乐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。
“现在偶像与粉丝绑定得多一些,与音乐绑定得很少。雇的创作团队出了问题,偶像声明一下,道个歉,粉丝说知错就改就好,音乐本身没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人很重要、歌不重要,既然如此,大家就去洗呗。”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“无法判断他们是误入还是刻意为之”

陈宇曾为国内某知名歌手的新歌编曲,当时被人指为“陈裁缝”,他有些困惑:“我抄谁了?”后来他推测可能是两首歌有相似的风格。陈宇愤愤不平,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还相似呢。
“中国音乐很窄,五声概念非常强,怎么写都会和别人像。我们当然也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,但观众不会去听,观众是在新的歌里找自己熟悉的旋律和组成部分,可能是一个拍子或音色。”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邹小樱解释,制作人通常会先为歌手找一些欧美歌曲参考,确定后再创作类似风格的作品。“流行音乐讲究潮流,大部分流行歌曲很相似,你能保持5%的原创度就很棒了。”
音乐人拿着一首歌曲参考和借鉴,便是游离在抄袭的边缘,但评判一首歌是否抄袭仍非易事。过去,流行音乐圈有4小节或8小节相似即视为抄袭的说法,后来被推翻为误传。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有时听起来像未必是抄袭,听起来不像未必不是。“洗歌的概念很模糊,一装所有人就进去了,每个情况不一样,有可能是致敬、借鉴、过度借鉴、也有可能是无意识模仿。”
身为周杰伦粉丝的宋孟君也以此自辩:“周杰伦一直是我的偶像。我创作一首类似周杰伦风格的歌曲,你说我借鉴可以,抄袭我是不能接受的。”
在李斯洛看来,只要拆得足够细,流行音乐中没有哪块碎片是独创的。“洗歌这事儿不是非黑即白的,而处在一个中间地带。一些比较厉害的音乐人有时也会进入这样的中间地带,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误入还是刻意为之。”
2019年5月,B站视频博主colinzang做了一个视频,演示如何在24小时内“克隆”一首陈雪凝的《绿色》——这首歌使用了“4536251”这一常见的流行音乐套路,他的成品《没有如果》与《绿色》听起来十分相似,但很难判定是抄袭。
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这种套路化的歌曲比洗歌容易太多。“一般的网络中国风R&B可以闭眼做,难度主要看套路的复杂度和两首歌的重合度。”
他心里的音乐制作难易程度排名依次是高难度原创、高水平洗歌、低难度原创、低难度洗歌。高度重合对听众来说是套路化,落到客户要求里就成了洗歌。
涂滕则认为,在大多数人眼里,歌曲存在洗与没洗的区别;但换个角度,洗歌却有洗得好与洗得不好的高下之分。“洗得好的人把之前听过、练习过的东西消化得很细很碎,想用的时候只需灵感牵引就可以,不必主观去抄。这就和小时候写文章一样,有人喜欢用凑的好句子拼成文章,有人则内化后自己写。”

“他们对音乐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要求”

陈宇介绍,专业音乐人制作一首原创歌曲是一个繁琐的过程,需要考虑很多的问题:哪个歌手唱、用
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样的方向、企划案是什么……一些音乐产品公司则用批量生产的音乐塞满观众的耳朵,只要其中一首歌火了,便能收回所有成本,“套路化的歌曲,一天可以做很多首”。
“原来是被动式地听音乐,门槛高,技术和硬件设备也高,现在做音乐的门槛太低了,低端音乐制作人的审美、音乐语言,与教育程度不高的受众有更多契合点。”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宋孟君的团队会分析公司旗下每一位艺人的受众群体。比如,艺人威仔近年的听众多是三四线城市的用户,听歌手机价格在300-2000元,爱看抖音快手,听歌习惯是公放。“手机公放时高频偏多,如果歌曲中出现太多弦乐和交响乐,他们是听不清的,音质是糊的,在威仔的歌曲里,人声相对编曲配乐要更清楚,歌词也要更精简明了。”
宋孟君公司甚至研发了一个OA系统,用以测算发行的上千首歌曲的成本、销量、收益、回报率以及艺人的回报周期。曲库云端则用来寻
找适合艺人声音的歌曲,提高他们的效率。当监测到垃圾分类成为当下热点话题时,他们用10个小时创作并上线了歌曲《我们一起分垃圾》。
“全中国受欢迎的歌曲类型是可以量化的。对老百姓来说,听歌没有那么复杂,只要简简单单的情感共鸣或与当下心情契合,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复杂难懂的艺术品,他们对音乐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要求。”宋孟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涂滕分析:“为什么宋孟君的歌能火,其实听歌大众更多来自三四线城市,他们觉得有个痛点戳到我了。在他那套逻辑里,音乐本身占的比重25%都不到。”
“李荣浩的《贝贝》、周杰伦《不爱我就拉倒》也是很典型的C2B(注:受众到音乐产品公司的商业模式)歌曲。他们的团队也在研究市场变化,知道这样一首口水歌会被人吐槽,哥练的胸肌、不爱我就拉倒……以及4秒钟时长的《贝贝》这些是巧妙设计出的。”宋孟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QQ、酷狗、酷我三大音乐平台每个月上线50万首音乐,全网各平台曲库里的音乐数量则达几十亿首甚至更多,用户给一首歌的时间可能不超过5秒,歌曲的价值则由播放量和下载量计算得出。宋孟君的公司制作一首歌成本在1万-20万元不等,一个月可以上线30-50首,总曲库去年创收达千万元,并非所有歌曲都能创造高收益,主要还是靠爆款歌曲。
宋孟君并不认为自己的音乐没有音乐性。“我只是想告诉大家音乐是可以赚钱的。我做了很多主流的歌,腾格尔的《日不落》、曾一鸣的《明明》等,包括去年全中国的影视歌曲将近30%是我们创造的。大家总盯着我们生产的10%互联网热点歌曲,你说这是什么原因?”
“十年前彩铃歌很流行的时候,都是这么做歌的。一首歌出来,大
量相似的歌也出现。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新鲜感。”邹小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1960年代披头士火的时候,英国唱片公司都去利物浦把街上所有能唱歌的男性拉来做唱片,全球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只要你对流行音乐足够了解,这一切都没有变化,但是最后能留下来的是什么?”

真的写不来不是放不下身段

陈宇在家听贝多芬时,阿姨突然问:“你为什么喜欢在家听个伴奏带呢?”他不知道怎么向这位平时爱听《老司机带带我》的阿姨解释贝多芬是谁,只能选择沉默。“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但确实有高低水平的差别,但你说她是主流听众吗?他们基数当然很大,但在整个音乐产业链中的收益占比并不大。”
“任何产业都在跟着钱走,大家都不花钱,洗歌的公司做的就是低端产品,做的就是免费的,制作成本便宜,量也大。免费的你还想得到什么好东西?对一些人可能来说,我花几块钱买碗面不好吗?但是,你没花钱凭什么听好音乐?”
在陈宇看来,尽管全世界的音乐审美在变差,但并不意味着传统的音乐人丢掉了饭碗,而是网络上最喜欢发声的人往往是那些不愿付费、时间最多、工作最闲的人,“大数据告诉这些人喜欢这些东西,所以他们接受大量这样歌曲的推送,而对我们来说,这样的歌曲仿佛不存在”。
陈宇平时爱听贝多芬、肖斯塔科维奇等古典音乐,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小众、冷门和文艺的音乐创作中,偶尔也会做几首大众文艺歌曲“换换口味”,市场的传唱度也很高。“普通人只知道我的大众歌曲,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”。
陈宇提到一则圈内小趣闻,某音乐平台的流量“歌手”举办一场小型
音乐会,结果300人的场地都没有坐满。这件事成了圈子里的谈资,使他更确信:“大家对他们也没什么严肃的态度,他们的价值也没多大。”
宋孟君对“主流”的态度恰恰相反。他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音乐表演专业,大学期间曾尝试传统音乐,发行几张专辑后没有什么市场声音,初到北京时看不上《伤不起》《爱情买卖》这样的歌曲。渐渐地,他陷入迷茫。
“一开始不理解,后来我发现自己差点被音乐反噬了。我的初衷是创作出很多人喜欢的歌曲。如果你想当艺术家,那你去艺术节拿奖、取得学术成就,不用刻意迎合大众。如果你想市场化,那歌曲的传唱度就要高,要通俗易懂,你就得接地气。”宋孟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什么是主流?人在哪,哪就是主流。”
邹小樱回忆自己和周围的人都经历过《老鼠爱大米》《两只蝴蝶》流行的年代,“那时候就说中国音乐要死了,但是他们应该会有自己的市场。2008年彩铃收入第一的歌曲是陈奕迅的《爱情呼叫转移》,正规军很快就把音乐市场给收掉了。”
邹小樱的朋友曾教给他很多“神曲”的创作套路,但是他仍然学不来。很多音乐人私下向邹小樱坦承,过年回家的时候亲戚问写的歌怎么没人听,怎么不写xxx之类,他们心里都在回答:我是真的写不来啊,不是放不下身段。“我不认可他们做的东西是音乐作品,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,但我也不认为我能做出来。我不认为任何人的成功那么轻易复制,那样想太傲慢了,只能说这个钱我赚不来,不是不想赚。”
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贝多芬是不是垃圾能由我家阿姨决定吗?一个作品是不是垃圾,留给历史判断吧。”
(应受访者要求,乐一舟、陈宇、李斯洛、涂滕为化名)
南方周末记者张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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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似是而非鱼龙混杂的大背景下,“销得出去”似已成王道——存在即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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